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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贰部 文治武功 第26章 人性人心（第7页）

元朔六年，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刘建遣好友庄芷告淮南王太子刘迁及王后迫害其父刘不害，并说知晓淮南王全部的秘事。

公孙弘的好友审卿因自己的祖父审食其被淮南厉王刘长所杀，故极力向公孙弘构陷刘长之子刘安的罪状。

于是公孙弘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决定深入追查此案。

当朝廷正在紧急深究淮南王及衡山王谋反案党羽之时，公孙弘却病重无法处理政事。

公孙弘自知无功而侯，认为诸侯谋反是自己为相不称职的原故，并担心自己一旦病死将无法尽责，因此上书请辞丞相之职。

武帝却赐予公孙弘牛酒布帛，令公孙弘专心养病，并未同意辞职。

过了几个月，公孙弘身体康复，于是便回朝处理政务。

武帝召集公卿、列侯及诸侯王共43人与公孙弘共商谋反案，众人皆认为此案性质恶劣，大逆无道，应当诛杀。

于是公孙弘与廷尉张汤等把众人的议论上奏武帝。

武帝派遣宗正刘弃持符节去审判淮南王，其后，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公孙弘曾经进言建议百姓不准携带弓弩，称十个贼人张开弓弩，一百个官吏不敢上前。

盗贼不能及时被捕获，逃脱的就会多对贼人来说弓弩弊少而利多，这就是贼猖獗的原因。

如果禁止百姓携带弓弩，那么盗贼只能与民众短兵相接，短兵相接则人多者胜。

以众多的官吏补少数的盗贼，则势在必得。

盗贼不能从中获得好处便不会再犯法，这是止刑罚之道。

武帝将此议下由众臣议论。

光禄大夫吾丘寿王以古人制作兵器的目的，周室衰微而相贼害，秦废王道而乱亡为例，言圣王用教化百姓来代替防暴。

又云大射之礼，良民自卫皆须弓弩。书奏上后，武帝以吾丘寿王之论反问公孙弘，公孙弘屈服。

公孙弘通过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把人同天地联系起来，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这个主张实际上讲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

不过，公孙弘与单纯的法家又有显著区别。他不像韩非那样否定仁义，而是肯定仁义，并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思想。

由是观之，公孙弘既不是单纯的儒家，也不是单纯的法家，而是把两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

公孙弘对于边疆问题趋于保守。从建元年间第一次出使匈奴时言不合汉武帝之意到元光年间出使西南后反对通西南夷工程，再到反对置苍海郡、朔方郡及五原郡，公孙弘始终将边境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

多次向汉武帝谏言停止边疆的营造工程，尽管武帝一直不以为然，公孙弘却从未放弃。

元朔三年，升任御史大夫不久的公孙弘再次向武帝提出停止西南、苍海、朔方、五原的修建，在被朱买臣驳斥的体无完肤后，公孙弘依然没有死心，自退一步要表示赞成朔方郡的修建但仍然要求停止西南夷、苍海郡的建设。

武帝这才同意。

公孙弘认为酷吏行事过于残忍，如果任用酷吏担任郡守之职，势必对待百姓不仁。

因而反对汉武帝提拔酷吏宁成为郡守。

游侠郭解在大赦之前多有命案，虽然后期有所转变，然而他的门客却因为他人对郭解不敬而杀人。

按当时法律郭解应无罪释放，然后公孙弘却谏言郭解之罪大逆不道应该诛灭。

东汉荀悦认为，游侠在民间作威作福，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们违背道德破坏法纪，造成社会的动乱。

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