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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统治者的选择（第2页）

白银长歌除了指个人私利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则代表国家公利。”

李明轩冷声道：

“这样一来，国家公利的主体就成了君主。

圣人要求在位统治阶层更加严格的道德要求，统治者本身的个人私利逐渐不予主动提倡。

儒家的逻辑思维中，君主作为职业政治家，为民谋利是其基本的职业要求。

君主的工作任务是忠于职守，保境安民，他们主要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

“君主个人私利则消融在国家公利之中，儒家看来，只要君主维护了国家公利，其个人私利也就自然能得到实现。”

李承乾听着李明轩的话忽然开口打断道：

“的确，先秦儒家学说具有修己和安人两个方面。

这两方面又先后关联，修己以成君子，君子以安百姓。

个人层面，以德修身；

在国家层面，以利安民。

可是，儒家以公与私区别义与利，将义与利的关系，随即转化为国家与个人的层面，并最终分别落实到君主与百姓身上。

但是，皇帝是一种公私不明的身份，既代表个人又象征国家。

皇帝对于个体正当私利的要求，是其作为个人的权利，作为整个帝国的象征，尽心治国安民。

竭力维护国家公利是其做皇帝的义务。

假使皇帝在从事这项职业时帝国的财产资源难以断定真正归谁所有？”

……

假使皇帝在从事这项职业时帝国的财产资源难以断定真正归谁所有？”

李明轩听着李承乾的问题摇头道：

“错了，多数王朝的国库就是皇帝的私库，皇帝的家庭日常开销、自家工程建设、婚丧节礼举办等一切开销都出自国库。

即使有些朝代皇帝自设私家管理机构，然而皇帝的私库储备除了国家公利这一来源，再无其他出处。

既然国家公利等同于皇帝私利，那皇帝对私利的任意主张岂不全凭个人意向？

帝国整套制度确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皇帝一家一姓对天下臣民和财产的无限占有。

由此可见，从帝国制度创立的初衷，就注定了儒家义利思想建构的本意与先秦背道而驰。”

“那依你之见，何种思想适合大唐？”

李承乾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身为大唐太子，未来大唐的继承者，他更关心，哪种思想对于大唐的长久统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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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